读书四十余年，买书四十余年，关于书的故事自然很多。有些书虽然不知已被岁月之舟载向了何方，但它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痕迹却有如山河大地。
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我曾拥有一本爱不释手的课外书，1964年前后出版的《东方红》。这本在故园乡间流传甚广的农村读物，十六开本，两百多页，其内容、 形制，类乎农用历书。时隔三十余年，现在我仍能记得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。有一组科普文章，说的都是我闻所未闻的生活常识，比如煤堆堆久了会从里边自动燃烧 起来，比如坟地里的“鬼火”是如何产生的，比如旋风的形成源于大气的回流而并非缘于鬼怪的力量等等。大概是因为反复阅读的缘故，这些内容深深地印在了我的 心底。
读初中的时候，不知父亲从哪里借回来一本长篇小说，是广东作家陈残云的《香飘四季》，我喜欢这本书，悄悄装进书包带到学校。课间仅仅翻看了几眼，就被某位 眼疾手快的同学顺手牵走了。丢了书，找不到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求助于班主任老师。孰料弄巧成拙，班主任老师责问我：“谁让你把这样的书带到学校里来?”在老 师面前，我简直成了一个丟了毒品而去报警的贩毒者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能读的书少得可怜。1974年，全国上下开展批林批孔运动。我在部队服役，是连队的“理论骨干”，参加南京军区直属队政治部的集训时，发到 了一本《“论语”批注》。此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集体编写。我曾背诵过“学而时习之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之类的好句子，手捧此书，如获至宝，正好给 我以“去粗取精”，择而食之。我既“学习”，又“批判”，物尽其用。现在想来，真有点对不起辛勤批注的“革命师生”，但是这样一种始料未及的际遇，似乎又 是可以告慰于那些原本就言不由衷的读书人。现在这本书我仍然完好地保存着。书若有知，当它和《于丹“论语”心得》并肩而立的时候，不知它作何感想。
1975年前后，我们部队驻在皖南山区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战友进青阳县城闲逛，无意中进了一家新华书店。店里有成套的《史记》在出售，是中华书局的新版本。当时，我一个月只有八元钱的津贴，一套《史记》却要卖十多元，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没买，事后懊悔不已。
参加工作后，我手里的书越聚越多，关于书的故事也就不胜枚举。有了固定收入，很快又背上家庭负担。买书的兴致虽说历久不衰，但是每买一本书总还是掂了又 掂、算了又算。1979年版《辞海》缩印本发行时，定价是22元，当时我每月工资才36元。我的工作单位有五千多人，通过征订，获得三套《辞海》购买指 标，单位图书室两套，另外的一套就是我的。
我喜欢收藏文科类工具书，小到《现代汉语辞典》《康熙字典》《中华大字典》，大到《辞源》《汉语大辞典》等，可谓一应俱全。在我的书架上，各类“词典” “辞典”已有近百种。我的《汉语大词典》是从第二卷买起的，全套书出齐后，我仍缺第一卷。在四处求购不得的情况下，曾向多人提起此事。有一天，一位同样爱 书的朋友去陕西出差时，在榆林县新华书店终于为我找到了那只维纳斯的断臂。
家用计算机普及之后，我买书的兴趣转向了阅读软件，转向了电子读物，一张光盘竟能囊括全部《二十五史》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钟爱纸质书籍。心中暗想，家中五 万余册藏书，就如同诚实忠厚的结发妻子，互知冷暖；而那些日新月异的电子读物，则如同外面的花花世界，虽然秀色可餐，却也只能走马观花，心仪而已。